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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

  • 发布时间: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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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罗开玉、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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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开玉、谢辉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刘禅为蜀汉帝四十一年,本文将其分为三段,即诸葛亮时期,“以父事之”,蒋琬、费祎时期,无为而治,最后十年为帝权失控期。本文认为,从帝业上看,刘禅不失为中常之君;从帝品上看,刘禅是我国历史上肚量大的、节俭的、真正爱民、宁愿自己蒙怨,又却被后人误解千年的仁德之君。

关键词:刘禅;“以父事之”;无为而治;中常之君;仁德之君

作者简介:罗开玉(1953-),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考古学博士

                  谢辉(1964-),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

 

“扶不起的阿斗”、“乐不思蜀”,这些成语典故嘲笑的都是刘禅。在我国古代所有的君主中,刘禅的知名度要算相当高的。但他的知名,非因其赫赫帝业,却因其昏愚懦弱……。

刘禅,字公嗣(207~271),小名阿斗,建安十二年由甘夫人生。[1]刘禅童年一直在刘备身边。[2]蜀汉王朝如果从刘备正式称帝算起,一共四十三年,刘备在位仅两年,刘禅在位四十一年(公元223~263年)!如何评价刘禅在成都为帝的这四十一年,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评价蜀汉王朝。

综观刘禅为帝的四十一年,大体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诸葛亮时期(223~234),“以父事之”;第二阶段,蒋琬(234~)、费祎(~253)执政时期,无为而治时期;第三阶段,帝权失控期(253~263)。

 

一  刘禅身世与家庭

 

刘禅为帝期间,其后妃常数只有十二人[3],是三国帝王中后妃最少的君主,也是我国古史中后妃较少的帝王。后主太子妃、敬哀皇后张氏:张飞长女,章武元年(221)在成都与十五岁的太子刘禅成婚,为太子妃。建兴元年(223)立为皇后。建兴十五年(237)薨,葬南陵。[4]   

后主张皇后,张飞女,敬哀皇后之妹。建兴十五年入为贵人,延熙元年(238)春正月,策命为皇后。咸熙元年(264),随后主迁于洛阳。 王贵人,后主太子刘璿之母。王贵人本是敬哀张皇后的侍女。在刘禅的后妃中,还有一位李昭仪,值得一书。当魏军攻占蜀宫后,曾将蜀宫的宫女等赏赐给无妻将领。李昭仪说:“我不能二三屈辱!”竟自杀身死。[5]这种烈女出现在刘禅已经投降的背景下,分外引人瞩目。

后主兄弟,见于记载的有两人。刘永,字公寿,先主子,后主异母弟。章武元年六月,先主命司徒许靖前往宣诏,立刘永为鲁王。建兴八年改封为甘陵王。最初,刘永痛恨宦官黄皓。黄皓得到刘禅信任和掌握大权后,经常在后主跟前说刘永坏话。后主竟因此疏远了刘永。在黄皓的阻挠下,刘永甚至有十多年不得上朝,不得面见后主。咸熙元年(264),刘永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为乡侯。刘理,字奉孝,后主的异母弟,与刘永也异母。章武元年六月,先主命司徒许靖前往宣诏,立刘理为梁王。

后主的儿子,见于记载的有七人,分别是太子刘璇及刘瑶、刘琮、刘瓉、刘谌、刘询、刘璩。[6]其中,刘谌最为忠烈。公元263年,谯周劝说后主降魏,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在一旁听后,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后主将刘谌喝退,坚持投降。刘谌(图5-25)见父亲决意投降,便带着全家,来到南郊惠陵旁的昭烈庙里,先祭拜刘备,痛诉父亲决心投降、而自己宁死不降之事,起身杀死妻、子,而后自杀于庙里。[7]

 

二 “以父事之”——诸葛亮时期

 

诸葛亮怎样看待刘禅?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取成都后,先后两次亲自率军外出攻打东吴、一次攻打汉中,皆把诸葛亮与后主同时留在成都。可以说是留诸葛亮辅佐刘禅、镇守成都。刘备这样做,或许有加深诸葛亮与刘禅关系之意。目前能看到的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有两条资料:一是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表杨刘禅“知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8]即认为刘禅知识丰富、肚量大,学习所得超过了对他的期望。刘备听说后,便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另一条是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被杀后,诸葛亮劝说先主杀掉养子刘封,主要是担忧日后刘封羽毛丰满后,对刘禅不利。这些都表明,在诸葛亮心目中,刘禅是值得培养的可造之材。

刘禅是大气的君王,突出特征是从长计议,不争一时一事之得失,不较一日一事之短长。这主要表现在他处理与诸葛亮的关系上。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他:“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事实上,在整个诸葛亮时期,刘禅确实做到始终如一,凡事谦让,“以父事之”。

古者通常以十八岁为成人。幼主亲政,通常也是从十八岁开始。按照常规,刘禅成人后,诸葛亮即应还政刘禅。但在整个诸葛亮执政期间(223~234年,刘禅17~28岁),事无巨细,皆大小权独揽,实际上是代政而非辅政。正常情况下,这显然犯了君臣大忌。在帝制时代,几乎没一个君主可以容忍下来。刘禅心里虽也有不满,但总的看来,他以大局为重,克制住了自己,始终没发泄出来。

   建兴五年(227年),北伐前夕,诸葛亮在朝廷中,在众臣百官面前,正式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放心,仍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耳提面命,教他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如“亲贤臣,远小人”等。诸葛亮还在人事上做了周密安排,派心腹董允等“监管”后主,要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换言之,诸葛亮在成都时,事无巨细,皆由他决定;在他离开之后,并不把这些权力移交后主,而是由蒋琬等接替。诸葛亮又升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后主应该是读懂了这些人事安排的深意,曾做过一些小的试探。他精心选择了不关政局痛痒的、世人普遍认为合理的后妃问题,正式表示要扩充后宫。没想到,董允竟说,古者天子的后妃之数,都不超过十二名,现在你的嫔嫱之数已够了,不宜再增加。拒不办理为刘禅扩充后宫之事。实际上,任何人都清楚,历代后妃之数都远不止十二人。董允这一态度传达出的信息是:只听诸葛亮的,根本不把后主当一回事。面对如此局面,“后主益严惮之”[9],感到了真正的威胁。

这一期间,在涉及到刘禅的评价中,有二事值得再探讨:

一是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曾专门批评刘禅,说:“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按古代旧制,新君主继位后,应“逾年改元”,即新君主在年中继位后,虽可议定新的年号,却应在次年才能开始执行新的年号。章武三年(223年)五月,刘禅继位后马上就改元建兴,违反了古制。实际上,这事并不该由刘禅负责。当时诸葛亮正式设立丞相府处理事务,又兼领益州牧,全国大小事体,皆由诸葛亮决定。年号问题必是当时反复讨论,并主要由诸葛亮拍扳决定的。

另一件事,是影响甚大的“胡氏”风流事件。《三国志·蜀书·刘琰传》言:

 

建兴十二年”正月,刘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事件中,刘禅与胡氏是否真有两性关系,尚是一迷。刘禅是晚辈,与胡氏毕竟是两代人。请注意此事件发生的时间,建兴十二年正月!当时“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当时刘禅没半点实权,根本不可能想杀谁就杀谁,何况刘琰一位老臣、一位重臣!另外,他在宫中的行动也受到董允等的严密监督,与胡氏不可能有更多的接触。这个故事的发生,根本原因是刘琰得罪了诸葛亮。当时,他一方面“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这在当时,显然是众人瞩目的大问题,且诸葛亮把这些生活作风问题看得极重。另一方面,建兴十年,他与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出面责怪他。刘琰给诸葛亮写了一篇检讨,诸葛亮并没解气,免去他职务后,让他立即从前线回到成都。就在这时,发生了胡氏事件。显然,杀刘琰,一箭双雕,既彰显了刘禅之短,又整顿了官风。刘禅无奈,为这事背了一个天大的黑锅!但他为维持诸葛亮形象,对这事从不做解释。这也表现出他忍辱负重的大气来。

后主对诸葛专权是有意见的,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在诸葛亮病重期间,后主亲命尚书仆射孙德(福)去汉中向诸葛亮咨询后事安排等。[10]诸葛亮死后,消息传到成都,刘禅一方面非常伤感,哭倒于龙床上;一方面下诏书令成都城内立刻实行宵禁[11],进入紧急状态。在这关鍵时刻,刘禅的应对非常冷静,也非常到位。当灵位送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然后又素服发哀三日。

次日上朝时,有人提出为诸葛亮立庙之事。《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朝议以礼秩不听”,即分管礼制的官员,经过正式讨论后,认为根据传统礼制,至少是汉代制度,丞相死后,不得立庙。刘禅便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有的大臣误以为刘禅对诸葛亮意见很大,立即发作出来。当时丞相参军李邈曾上疏说:“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12]这也反映了一部分大臣对诸葛亮的看法。后主以大局为重,在这关键时刻克制了自己多年来的不满,将李邈下狱诛杀。

众臣这才看清后主并不想借此机会发泄对诸葛亮的不满。约三十年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才上表曰:

 

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于是,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刘禅才在诸葛亮逝世三十年之后,到亡国前夕,于景耀六年(264年)春,下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刘禅把为诸葛亮立庙之事,竟然一拖就是三十年,并且直到最后也不同意在成都为其立庙,可见他对诸葛亮确有意见、或确实害怕。但诸葛亮在世时,他能如此容忍、如此得体地处理好“功高盖主”的权臣问题,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罕见的。

 

三 无为而治时期

 

建兴十二年(234年)8月,诸葛亮逝世之后 ,蜀汉的实权究竟由谁掌控?种种迹象表明,从蒋琬时期开始,刘禅便基本掌控了帝权,实际上控制着蜀汉。这主要表现在:刘禅实际上掌握着对最高大臣的任命权。

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死于前线。丞相长史杨仪借机斩杀了长期与他“不和”的大将魏延,率领诸军还成都,跃跃欲试,准备接诸葛亮之位。但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秘密上表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后主即诏命蒋琬为“尚书令”。尚书令本为主管宫中秘书班子的负责人,实权极大,但西汉旧制,尚书令之上还有一位“录尚书事”之职,此职才是“真宰相”。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故有实权。后主第一步先让蒋琬做尚书令,并没立即让他兼“录尚书事”,是要先看看。不过,当时并没有他人“录尚书事”,蒋琬虽有些“名不正”,但事实上却总统着全国的军政事务。三月后,后主又诏令提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行”即“代理”或“试用”,做得好再“实授”。“都护”,即管军队,全国的部队都属他管。“领”,即“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这是在逐步加大其名。又过了三、四个月,即建兴十三年春,蒋琬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又被封为安阳亭侯(无封侯资历者,不能为相)。

是选择杨仪、还是选择蒋琬,决策权就在后主身上。是后主最后选择了蒋琬。在对蒋琬的任命过程中,有章有节有序,充分展现了后主的帝权。后主任用蒋琬后,对蜀中具体的军政事务不加干涉,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如当时,诸葛亮的死讯传到东吴,东吴即在巴丘(今湖南岳阳)增军万人,想趁魏军攻蜀汉之际分割蚕食蜀汉。蒋琬即针锋相对,在白帝(今四川奉节)增加守军。[13]蒋琬执政后,对北伐之事只摆架式、并不认真。从种种迹象看,这恐怕更多的还是后主之主意、之决策。此前,诸葛亮多次北伐无果,首先感到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的应是后主。这也是无为而制在军事上的表现。

后来,蒋琬以生病为由,主动提出要把部分职权让与费祎、董允。后主又给予了支持。注意,这里并不是后主要对臣下搞帝王之术的分权,完全是鉴于蒋琬身体确实有病,并一再主动提出要减少负担。后主即任命费祎领益州剌史,董允加辅国将军,代理尚书令。延熙六年,根据蒋琬的建议,后主又任命费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只任“大司马”。这一期间,后主还提拔姜维作凉州刺史。总的说来,在蒋琬执政期间,后主始终掌控着帝王的用人之权。

费祎早年曾任太子舍人,即刘禅太子府的官员之一。这有利于刘禅掌控帝权。蒋琬死后,后主命费祎以大将军秉政。《魏略》说:“琬卒,禅乃自摄国事。”[14]这一时期,后主帝权较蒋琬时期又明显增强。在费祎执政期间,后主仍执行无为而治的大原则。一方面,后主控制着用人权和其它一些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如在费祎执政的头几年,竟不能设置大将军府直接理事。在他执政四、五年之后,即在他羽毛较丰之后,延熙十五年(252年),后主才下诏让费祎开置大将军府,处理军国大事。另一方面,又充分尊重他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权。当时,即使费祎身在前线,朝廷的庆赏刑威,仍事先派人征求其意见,由其裁决,然后执行。这一时期,姜维常欲兴军北伐。皆由费祎出面裁制不从,即使同意出军,拨给军士也不过万人。

 

四帝权失控期

费祎死后,姜维执政,蜀汉进入最后十年的急剧衰亡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日趋没落。但蜀汉猝亡之时,国势并没耗尽,本还可能苟延。这种可能之所以没成为现实,当然有众多原因,但主要与后主帝权失控和他的仁德有关。

在蒋琬、费祎执政时期,后主主要是通过他们来掌控大局。姜维执政后,种种迹象显示,后主不能很好地控制姜维。

从费祎死的延熙十六年(253年)春到蜀汉灭亡的前一年(262年),短短十年间,姜维竟五次西征。姜维攻魏,多是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进行的,毫无胜算可言。对于曹魏来说,这些进攻犹如强弩之末,既不能撼其根基,也无力蚕食其枝叶;对于蜀汉人民来说,则劳民伤财,徒耗军力。正是在这些“进攻”之中,蜀汉国势急剧逆转,日虚月衰,丧失了正常的御外能力。蜀汉朝野上下,普遍对此不满。比较姜维、诸葛亮的北伐,不难发现,诸葛亮北伐结局多为“半斤八两”、几乎平局;而姜维多以大败告终。姜维北伐,对蜀汉国力的耗损,远超诸葛亮时的北伐,至少在百姓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蜀汉割据政权的建立,是东汉末期巴蜀经济区能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相抗衡的结果,那么,现在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恢复和巴蜀经济区的急衰,蜀汉政权则已从经济上丧失了割据的条件。

对姜维的西征,当时蜀汉上层就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如谯周见姜维等经常北伐,耗费国力,百姓困苦,甚为国忧,与尚书令陈祗多次讨论此事,然后写了一篇《仇国论》,讽喻政事。该文的主题是论证小国在哪种情况下才可能胜大国。该文总结了历史上周文王、勾践、刘邦等小国胜大国、弱国胜强国的经验,认为只有在大国“有疾灾”之时,小国因势利导,再扩大其疾灾,才有可能战胜大国。目前,作为大国的魏国并无秦末的那种混乱崩溃之势,相反却有六国并立之形,故目前只能象周文王那样养民,不能象汉高祖那样出击争天下。并指出,民疲劳则萌发骚扰之态,上慢下暴则会形成瓦解之态,故谚语说:“与其在没有把握时多射箭,那还不如审慎地射出。”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15]此分析极为透彻精辟,可惜却被斥为腐儒之见,没有引起当权者的应有重视。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尚书令董厥也都认为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当时蜀中还传说诸葛瞻曾上表后主,建议以阎宇取代姜维。

     后主帝权失控,还表现在宦官黄皓干政上。把蜀汉晚期的腐败和猝亡完全归罪于黄皓干政,也是不客观的。黄皓干政的时间很晚(距蜀亡仅五年),也很短,当时蜀亡的大势已定。完全否认黄皓干政对蜀汉的影响,亦不够客观。黄皓早年宦侍后主。后主渐大成人,与其感情日深。黄皓早欲干政,但惧于一批先主旧臣。董允是先主时的太子舍人、洗马,后主即位后为黄门侍郎、侍中,负责管理包括宦者在内的宫中事务。他敢于经常“正色臣主”,对黄皓也“数责”之,黄皓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为非。经董允之世,黄皓位不过黄门丞。早在黄皓正式擅权之前,他就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宫中事务。后主庶弟刘永,很早就憎恨黄皓。黄皓便在后主跟前大进谗言,诬陷刘永。后主真的就疏远了这位弟弟,使刘永十余年不得朝见。后来陈祗代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黄皓始干预政事。景耀元年(258年),黄皓始擅蜀政。这种政局的出现,与大批老臣先后逝去有关,与手握重兵的姜维屡次西征兵败也有关。姜维腰杆不硬,在朝廷中说话没份量,黄皓才有隙可乘。黄皓不敢向他进攻,便与大将军阎宇串联协比,暗中进行废姜维、树阎宇的活动。姜维去面见后主,要求杀黄皓,后主竟说:“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16]姜维见黄皓枝附叶连,已成气候,惧于失言,始感自危。景耀五年(262年)姜维最后一次西征兵败后,竟不敢回成都,还军驻沓中(甘肃舟曲县境)。这时,蜀汉政权已被黄皓控制。黄皓预政后,众多官吏争相攀附之。尚书吏部郎罗宪独不与交往,黄皓就“左迁”(降职)他为巴东郡太守。秘书令郤正淡于荣利,对黄皓周旋应付多达三十年,黄皓从微至贵,操弄权威,郤正既不为其所爱,亦不为其所憎,因此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黄皓的无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蜀汉的猝亡。景耀六年(263年),驻军沓中的姜维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这里,姜维专门提到了“阴平桥头”。黄皓却笃信鬼巫,谓敌不会打来,叫后主不要理睬此表。后主果然听从。群臣皆不知此事。正由于蜀汉在“阴平桥头”毫无准备,魏军奇袭才大获成功。这是黄皓干政导致蜀汉灭亡的最直接的事件。

景耀五年十月,司马昭决心伐蜀。次年,命诸军大举攻蜀。钟会率军先取汉中,他虽率十三万大军,仍屡攻不克,粮道险远,供济不保,兵马乏食,欲撤军。邓艾率军从阴平道进军,获成功。蜀汉朝廷本以为魏军不会骤至,未作适当的防守调度。邓艾军驰入阴平后,百姓惊慌,四迸山野,土著豪族,坐山观虎,聚族据险自保,绝不支持政府。在这猝击之下,政府机构完全瘫痪。邓艾军迅速打到江油。蜀守将马邈不战而降。诸葛瞻率军至涪,父子战死。

后主刘禅在成都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商量应付办法。首先提出来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建议东投吴国,二是撤至巴郡或南中。后主倾向于逃往南中。由于后主长期任用宦官黄皓干政,朝中已无人才可言。土著势力的政治代表谯周过去长期受压抑,虽满腹才学、身居蜀汉朝廷四十余年,仍位卑职低,从保护蜀中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便在这时大胆站出来,建议降魏。他分析道:

 “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后主犹豫不决,倾向于撤向南中,谯周又劝说后主: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他认为,若蜀汉朝廷撤到南中后,因供应困难,当地人必会造反,其次,魏军必会穷追不舍,到那时必难以自保。

谯周的这一番理由居然说服了后主,后主决定降魏。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在一旁听后,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后主将刘谌喝退,仍坚持投降,立即派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去投降。“绍、良与(邓)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以此为标志,蜀汉政权在西南地区四十三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在前线,姜维本率军阻挡住了钟会大军,可后方刘禅已投降,并派人通知姜维等就地投降。姜维军接到此通知时,“将士咸怒,拔刀砍石”。但在当时那种忠君思想的指导下,他也只好听命投降了。不过,他还试图挽救蜀汉。早在投降前,他便发现钟会与邓艾之间有很深的矛盾,认为这个矛盾可以利用。钟会本有割据蜀地的野心,受降姜维军后,便厚待姜维,还其印号节盖,与其出则同车,坐则同席。钟会等诬告邓艾成功后,便带姜维到成都。钟会在欲策动魏军叛魏时,引起斗杀。钟会、姜维等被杀。

 

五 关于刘禅评价的几个问题

关于后主的评价,历史上主要有几种看法:1.可次齐桓。《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至洛,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李密曾在蜀汉为吏,见识极高,有著名的《陈情表》传世。蜀汉亡国后,他做为降臣被继续任用。他认为刘禅稍次于与春秋首霸齐桓公,颇值得注意。2.中常之君。宋方闻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陈寿对后主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陈寿是著名的史学大家,他的评价确值得注意。《大易粹言》卷三十九:中常之君得刚明之臣,而能济大难者则有矣,刘禅之孔明、唐肃宗之郭子仪、德宗之李晟是也。3.昏弱之君。这种看法占绝大多数。宋程子撰《伊川易传》卷三: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贤圣之辅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宋杨万里撰《诚斋易传》卷十:虽弱君且能合天下之离而,况得刚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刘禅孔明当之,得之矣。清郑方坤撰《经稗》卷四:此刘禅闇弱不足言,孔明之言,实无愧于伊尹、周公。盖善学伊尹、周公而肖焉者也。又若刘备不过一时之雄耳,临终尚能戒其子,令事丞相如事我。

笔者认为,对刘禅的评价是一个综合课题,不可一概而论。这里有两条线,一是帝业,二是帝品(指帝王的品德,如人品、官品)。从帝业看,诸葛亮南征北伐都是刘禅为帝之后之事,不能说这与他完全无关。君主刘禅能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其营造一个安定的大后方,本身就是巨大的贡献。在蒋琬、费祎执政时期,刘禅无为而治,维持了国家的正常发展。故在帝业方面不能完全否认刘禅,应该说不失为中常之君吧。下面着重讨论刘禅的帝品。

综观刘禅四十余年的为帝生涯,肚量大是其显著特征。这期间,主要首辅换了一批又一批,与同期魏吴相比,最大特征是完全避免了朝廷要员之间的内部倾轧,即没有出现曹魏那种“高平陵事件”,也没出现东吴诸葛恪那种权臣夷族事件。从统治集团内部看,他的统治集团、执政班子都相当平稳。在用人方面,从诸葛亮开始、经蒋琬、费祎、姜维等,重臣换了一批又一批,总的说来,后主大胆用人,无为而治,成绩是主要的。唯一的问题是晚节不保,放纵了宦官黄皓。但黄皓于政的时间距蜀亡仅五年,当时蜀亡的大势已定。但它对蜀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还有待研究。但对一位在位四十余年的君主来说,这恐怕不能因这一失误而否认其全部。

这里需从帝王之术的角度来评价一下刘禅。一般来说,帝王之术讲究权力平衡,强调不能集大权于一个臣子。诸葛亮死后,蒋琬与杨仪势同水火。按一般帝之术来说正好利用双方,互相牵制。但如这样势必削弱国力,反之则削弱帝王之权。是宁肯削弱国力,还是宁肯削弱帝王之权?可以说,这就是一块区分仁德之君或私欲之君的试金石。刘禅选择了后者。在任用蒋琬后,后主以杨仪大发怨言为借口,将其废徙于汉嘉。不久,又以杨仪上书诽谤为由,令其自杀,彻底消灭了蒋琬的政敌。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刘禅不懂帝王之术,这是他盲目服从诸葛亮生前安排的表现。事实上,刘禅也能玩帝王之术。为适当抑制重臣过于集权,刘禅在诸葛亮故后、在当时曹魏、东吴都设丞相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取消“丞相”职称。继任者蒋琬不再担任丞相。蒋琬先以迁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政,次年又以大司马录尚书事执政,并裁减其属员,原相府的一些权限由其它职能部门分割。蒋琬之后,又取消大司马之职(蒋琬曾从大将军升迁为大司马,故大将军低一级)。费祎仅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名义执政。从丞相、大司马相继被取消的历程看,后主刘禅试图削弱相权、加强帝权的意愿非常明显。唯因时逢三国鼎立,竞争激烈,不得不使用人才,不能不给执政者足够的权力,其功效不其甚显而己。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重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蜀汉以正统自居,官职之设皆承汉制。丞相、大司马,皆汉旧官。刘禅敢先后取消此二职称,不仅要冒一定风险,更说明他有主见,有创见,基本具备一国之君的政治头脑和手段。这二位执政大臣被依次降低头衔的事实,表明蜀汉当时存在着内臣与外臣的斗争,臣权和帝权的斗争,也说明后主实实在在地掌控着蜀汉的帝权。在蒋琬、费祎相继执政期间,刘禅掌控帝权而不干预具体事物。《孙子兵法》说:“ 故知胜有五:……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即说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君主不加干预的胜。从有关资料看,刘禅真正做到了不干预具体军事部署。将相有为而帝王无为,是典型的无为而治。刘禅虽能玩帝王之术,但用人不疑,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利益为上,禀性仁德。

刘禅在生活作风方面,应属简朴型君王。后主毕竟是年轻帝王,又生长于战乱之中,倍受艰辛,有机会时不免会带着人马,出外观。史载延熙元年(238),立刘璇为太子后,三十一岁的后主“颇出游观” [17],从有关资料看,都在成都附近。成都江安河又俗名阿斗河,相传阿斗曾乘船游此河。[18]龙泉落带镇相传刘禅曾到此游玩,落带于井。成都凤凰山,唐宋时名学射山,相传阿斗曾在此山中习射打猎。[19]这些并没给百姓带来任何危害。对年轻的君主来说,这也是一种学习和了解社会和途经。直接见于《三国志》的仅有一次:“(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20]观阪即都江堰市都江堰离堆。都江堰是一大型水利工程,汉代起便每年岁修后举行放水仪式。刘禅此次到都江堰实际上是参加放水仪式。这恐怕还不是游山玩水。又说刘禅欲扩大后宫声乐人员、增修皇宫建筑等,有鉴于此,谯周于延熙九年(246年)上疏谏君,劝其减省乐官、减省后宫增造等。后主对他有些不高兴,即免去了他的太子家令职务,将其调任中散大夫,仍侍奉太子。若看看同时代的袁绍对待谏臣的态度、看看刘备攻打东吴前对待秦宓的态度,就会发现刘禅的处理也算是有肚量的。

刘禅是个爱民的君王。这首先表现在对待土著的态度上。刘禅的态度与其父刘备和诸葛亮等有所不同。延熙元年(238年),后主立刘璇为太子时,命土著学者谯周为太子仆,接着又任命他为太子家令。这一任命,至少说明他对土著豪族和土著学者没前辈那么多戒备。刘备的爱民,还表现在从不大兴土木上。蜀汉皇宫,应修建于章武二年(222年)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时。左思《蜀都赋》虽说蜀汉新宫“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但总的说来,由于当时一是对吴大战之际,二是时间极仓促,规模、质量等都受到限制。如宫妃的宅院,便只是按十二妃来设计的。诸葛亮死了好几年后,刘禅多少有些权力了,便欲增修后宫,如延熙九年,谯周曾上疏谏后主,劝其减省乐官、减省后宫增造,便是证明。刘禅虽不满谯周此举,但此后并没增造后宫。[21]

刘禅的爱民,更表现在最关鍵的时刻、表现在当他面临在江山社稷和百姓安危之间二者只能选一时,他选择了百姓的安危。

蜀汉是否该降,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注引“孙盛曰”,认为当时蜀汉还不至于灭亡。他说:刘禅虽为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周〔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二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孙盛认为当时刘禅可退保江州(今重庆),仍为一策。如江州不能守,再退入南中。谯周主张降魏,从天下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看,从巴蜀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看,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若从保护蜀汉政权的角度看,暂撤入南中也是可行的。第一,谯周所论撤入南中后的几种可能情况,应承认都是存在的,但被他夸大、甚至绝对化了。南中七郡(越嶲、朱提、牂柯、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地大物博,足以容纳一个流亡政权,特别是在短期内,更无太大问题。刘禅之所以在大敌逼城的情况下选择不战而降,主要是从减少当地战祸角度着眼。这与当年刘备在荆州败走长坂时的选择异曲同工。真正爱民的政治家是宁损自己名誉,让人民多得实惠。正因如此,成都人民是怀念刘禅的。如成都武侯祠在北宋庆历之前,一直有刘禅的专祠。其规模与专祭诸葛亮一家的武侯祠相当。刘禅祠与武侯祠一东一西,位于昭烈庙前面的两侧。从它与武侯祠对称布局的特点看,应是在武侯祠迁到成都南郊的同时修建的。即兴建于南北朝时期,唐、五代仍保留。入北宋之后,新儒家兴起,改变了人民的观念。庆历(1041-1048)年间,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他在修建铜壶阁时,因木材不够用,中途临时决定砍伐蜀先主惠陵陵园和江渎祠中的柏树,又因“不能保有土宇”,下令拆毁刘禅祠,将其材料它用。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蜀人的普遍不满,甚到导致了“狱讼滋多”的现象。[22]按新儒家文化标准,刘禅亡国,于父是不孝,于汉是不忠。撤除其专祠、把他从武侯祠赶出来,只是迟早的事。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接受失败的君主,往往视残暴为英明,视仁德为无能。

最后讨论一下刘禅亡国后丢人现眼的表演。刘禅亡国后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汉晋春秋》说: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郄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郄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麻木伴机敏,愚懦藏坚韧,刘禅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晋国对蜀地百姓、特别是对大批降臣的政策。刘禅装憨卖傻,不仅是养晦自保,更关系着一大批降臣的命运。他此番表演,与乃父“煮酒论英雄”的表现如出一辙而更精彩。

<, SPAN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25%;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0; mso-ansi-language: ZH-CN">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有关刘禅的资料中,文学性资料且不论,即使史料性资料中也有许多被浓雾遮掩其本来面目。如本是诸葛亮所为,因其或有损诸葛亮形象,人们便把有意无意地将它移到了刘禅身上。本文讨论的章武三年(223年)五月马上改元建兴和诛刘琰事即属此类。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刘禅对其“以父事之”,既确有意见,又非常克制,宁可自己名声受损以成就诸葛大名。从蒋琬执政时开始,刘禅基本掌控了蜀汉帝权,无为而治。帝业上,刘禅不失为中常之君。帝品上,刘禅是我国历史上肚量大的、节俭的、真正爱民、宁愿自己蒙怨,又确被后人误解千年的仁德之君。

 

注释



[1] 关于刘禅的出生地,古籍中有二说:一说为荆州。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一说为小沛。下引《魏略》说刘禅出生于小沛。考之刘备历史。建安六年(201)春,刘备已至荆州,此后至建安十六年进兵益州前,这十年间刘备出一次出使东吴外,没离开过荆州。刘禅出生于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刘备“三顾茅庐”的那一年,刘禅只能出生于荆州。

[2] 《后主传》引《魏略》说:“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按此说法,刘禅在曹操攻小沛时(建安五年,200年)流失,被卖到汉中,直到刘备取成都(建安十九年(214))后、派人到汉中出使时,才找回刘禅。这一记载十分可疑,他与《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载赵云:“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的记载相左;也与“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的记载不符。另外,刘备取成都为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禅仅7岁,焉能“与娶妇,生一子”?

[3] “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4] 南陵应该就在成都近郊,但具体位置不详。

[5] 《汉晋春秋》。

[6] 孙盛《蜀世谱》曰:“璇弟瑶、琮、瓉、谌、询、璩六人。蜀败,谌自杀,余皆内徙。值永嘉大乱,子孙絶灭。唯永孙玄奔蜀,李雄伪署安乐公,以嗣禅后。永和三年,讨李势。盛参戎行,见玄于成都也。”

[7] 《汉晋春秋》:刘禅面缚,北地王谌哭于昭烈之庙,此则是庙别立也。关于刘谌杀妻告庙的具体地点,从清代起有人认为在当时的蜀汉宫城内,而非南郊,清代的一些川剧也是这样演的,理由是当时曹军兵临成都城下,刘谌已不能出城。事实上,在刘禅决定投降之时,曹军并未来到成都城下,更谈不上包围成都。当日,后主召集群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向吴或向南中撤退的方案,如已四面围城,怎么撤退?谯周反对这些方案时,举出了若干理由,都未涉及围城之说。更重要的是谯周提出降魏方案后,群臣曾提出“今艾已不远,恐不受降”,“不远”何指?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刘禅决定投降后,派私署侍中张绍等前去投降,“绍、良与(邓)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雒县即今广汉。前去投降的使节是在雒县才遇到魏军!

[8] 《诸葛忠武书》卷三。

[9] 《三国志》卷39《蜀书·董允传》。

[ 10]《三国专》卷45《蜀书·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

[11] 《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12] 《华阳国志》卷10《广汉士女》。

[13] 《三国志》卷45《蜀书·宗预传》。

[14] 《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

[15] 《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

[16] 《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

[17] 《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

[18] 清人彭洵《灌记初稿·水利篇》说:“江安河即江安堰河,又名新河,即古酸枣河,俗又呼阿斗河,盖即后汉所凿之望川原也,元又为马坝渠。

[19] 《大清一统志》卷292:“学射山,在成都县北十八里。乐史《太平寰宇记》一名斛石山,又名威鳯山,蜀汉后主尝习射于此,因名。”

[20]《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

[21] 如与刘禅同时代的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仍大建显明宫。《太康三年地记》说: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宫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吴历》云:显明在太初之东。《江表传》曰:皓营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固谏,不从。

[22] 《宋史·蒋堂传》、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两王难当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