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三国文化
研究中心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 发布时间:2016-12-15
  • |
  • 作者:沈伯俊 
  • |
  • 点击数:6
  • |
  • A+
  • A-

摘要: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实证性研究,提出三点见解:(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三)不宜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叙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论著,每每涉及这一关系;但大多浅尝辄止,语焉不详,其间不乏含糊之论。本文立足于对资料的全面把握,深入进行实证性研究,在此基础上,主要提出三点见解:

 

(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其中,《通鉴纲目》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资治通鉴》,其突出特点主要是在思想倾向和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并对《三国演义》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姑且不列入比较范围。那么,在其余三书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三国演义》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三国演义》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考察《演义》情节的史料来源,那些基本出于虚构甚至纯然虚构的情节自然不在此列。试看以下诸例:

 

《三国》情节

《三国志》(含裴注)

《后汉书》

《资治通鉴》

结论

第1回:装病诬叔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此事。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含裴注,下同)。

第2回:怒鞭督邮

《蜀书·先主传》记载,裴注引《典略》所记更详。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移花接木,将鞭督邮者由刘备改为张飞。

第4回:董卓废少帝,立献帝

所宣废立策文,见《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

《后汉书·灵帝纪》、《献帝纪》均不载此策,《董卓传》叙及此策,仅引一句。

据《后汉书·董卓传》。

依据《三国志》。

第4回:捉放曹

《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王沈《魏书》、《世语》。

未涉此事。

据《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世语》,未及杀吕伯奢家人事。

依据《三国志》。

第6回:孙坚得玉玺

《吴书·孙破虏传》注引韦昭《吴书》:“(孙)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袁术传》注引韦昭《吴书》:“汉室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卷六十,初平二年:“(孙)坚进至洛阳……乃扫除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

依据《三国志》。

第9-10回:犯长安

第10回写李傕、郭汜等索要官爵,与《三国志·董卓传》几乎全同。其中张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三国志》误,《演义》随之而误。

《后汉书·董卓传》:“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献帝纪》大致同。

《通鉴》叙述据《后汉书》,但张济官职写成“骠骑将军”。然而同册兴平二年又云:六月“庚午,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七月“丙寅,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如三公。”,前后自相矛盾。前记误。

依据《三国志》。

第13回:李傕、郭汜大交兵

《演义》写李傕侄李暹“用车二乘,一乘载天子,一乘载伏皇后,使贾诩、左灵监押车驾。”系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傕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于是天子一乘,贵人伏氏一乘,贾诩、左灵一乘,其余皆步从。”

《后汉书·董卓传》:“傕……即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未及贾诩、左灵。

据《后汉书》。

依据《三国志》。

第17回:借头欺众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17回:割发代首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18回:拔矢啖睛

《魏书·吕布传》:“建安三年,布复叛为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夏侯惇传》:“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裴注引《魏略》:“军中号惇为盲夏侯。”

《吕布传》:“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

建安三年:“吕布复与袁术通,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为顺等所败。”

依据《三国志》而略有增饰。

第19回:白门楼斩吕布

《魏书·吕布传》:“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于是缢杀布。”

《吕布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

据《后汉书·吕布传》。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20回:许田打围,关羽欲诛曹操

《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裴松之曰:“羽若果有此劝而备不肯从者,将以曹公腹心亲戚,实繁有徒,事不宿构,非造次所行;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23回:裸衣骂曹

未及此事。

《祢衡传》:“(孔)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衡……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叁挝而去,颜色不怍。……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

依据《后汉书》而有所增饰。

第29回:孙策之死

《吴书·孙讨逆传》:“先是,策杀(许)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裴注引《江表传》:“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未涉此事。

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初,策杀吴郡太守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卒遇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策创甚……丙午,策卒。”(据《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依据《三国志》。

第34回:马跃檀溪

《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

 

 

通过上述具体情节的对照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些史书中,《三国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试以《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赤壁大战”为例。《三国志》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不仅头绪不够清晰,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先看《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据此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的主要对手是刘备;虽然初战“不利”,但主要还是因为遇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动地“引军还”,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惨败的迹象。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云:

 

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这里写明了曹操因被火烧战船而战败,描写了曹军败退途中的狼狈状况;而发动火攻的,则是刘备方面,根本看不到东吴方面的作用。《蜀书·先主传》所记,与之有明显差异: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这里写明了是孙刘联军共同大破曹军,焚其舟船,曹军遇疾疫只不过是其败退的次要原因;然而,孙刘两家,谁主谁次,却不清楚。《蜀书·诸葛亮传》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过程,然后交代结果:“(孙)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不清楚的地方还是不清楚。而《吴书·周瑜传》所记则又有区别:

 

(孙)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

 

裴注引《江表传》对火烧赤壁的情景,叙述更为生动。这些记载,突出了吴军在孙刘联盟中的主导地位,突出了“火攻”的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仅凭《三国志》的记载,人们很难全面把握赤壁之战的始末和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这些零散的史料确实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则充分发挥编年体史书的优势,对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写出了一场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战,战役的各个环节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智激孙权——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不利——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首尾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框架。《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从起因、决策、定计、决战到结局,总体轮廓与《资治通鉴》大致同构;尽管《演义》虚构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等精彩情节,但那主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节波澜,却没有改变整个战役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进程。

同样,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其他重要的情节单元,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刘备取益州、吕蒙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孔明北伐等,其叙事结构框架,主要也是由《资治通鉴》提供的(某些以虚构为主的情节,如“孟德献刀”、“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等,不属这里讨论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演义》全书的叙事结构,从天下大乱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归晋,主要框架也是参照《资治通鉴》的。其次,《通鉴纲目》也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三)不宜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由于《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

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实际上更大。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助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元代刊刻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书名也有“三国志”三字,却并非根据史书《三国志》敷衍,而是讲述“说话”艺人心目中的三国故事,其中许多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而据民间传说大胆虚构,如刘关张同往太行山落草,孔明出使江南时杀曹使,庞统说江南四郡反刘备,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与曹丕等,都毫无史实依据,显然出自下层市民想象。《三国演义》吸纳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框架和褒贬倾向,而摒弃了它的浅陋与粗糙。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思想内涵来看。1999年,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4.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尽管罗贯中十分重视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再现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象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义”。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只有这种,才能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作出科学的评价。

 



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22-2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011年,笔者又发表《〈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一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补充,提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2)对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3)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4)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5)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

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4-65页。